深度：蒋超良落马前为何要到湖北走走？

　　文|清哲木

　　2025年1月19日，湖北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闭幕，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超良出席了闭幕会。这一幕平常的政务活动，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仅仅一个月后的2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蒋超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3月25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便举行了关于提请罢免蒋超良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的说明。

　　这位曾主政湖北的正部级官员，在其政治生涯的尾声，为何要特意重返湖北？哲木观察注意到，最近有几位网友在谈论此事，蒋超良落马前这场最后的湖北之行，又隐藏着怎样的深意？

　　蒋超良的湖北之行，从时间节点看堪称微妙。落马前一个月的这次公开亮相，既是对曾经主政之地的告别，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

　　作为曾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的官员，受邀参加湖北省政协会议闭幕式，表面上看符合政治惯例。但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此类举动往往承载着超出常规政务活动的象征意义。

　　蒋超良在湖北的政治生涯并非圆满结束。2020年2月，他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这次回归，某种程度上是他试图维系与湖北政治联系的最后一搏。“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离任后埋下诸多风险隐患，政声人去后，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要想使“政”后之声悦耳中听，走一走，露露脸，有时候是有微妙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蒋超良在湖北期间的行程相当低调。与2016年刚上任时高调走访红安、东湖高新区等地相比，这次他仅仅以参会者身份出现，没有主导性政务活动。

　　这种低调反而凸显了此次湖北之行的特殊性质——更像是一种政治告别的仪式。

　　湖北对蒋超良而言，确实具有特殊意义。纵观其职业生涯，湖北是他政治生涯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站。

　　早在2002年，蒋超良就首次赴鄂任职，担任湖北省副省长。这段经历虽仅两年，却为他积累了地方工作经验，成为其从银行家向政治家转型的关键一步。

　　2016年10月，蒋超良重返湖北，这次是以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政这个中部大省。在就任当天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他动情地表示：“我曾有幸在湖北工作，对湖北充满深厚感情。”

　　上任后的一周内，他的行程满满当当——赴红安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调研东湖高新区，走访老干部。这些举动表明，他希望在湖北有所作为。

　　然而，2020年2月，他的湖北主政生涯画上了句号。从时间点看，这与疫情初期的应对不无关系。

　　回顾蒋超良在湖北的施政方针，可以看出他试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刻的政治痕迹。

　　精准扶贫是他重点关注领域之一。在红安调研时，他强调：“在老区、贫困地区，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就是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精准脱贫步伐。”

　　这一讲话与其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责高度契合。

　　创新发展也是蒋超良在湖北主推的战略。他到东湖高新区调研时指出，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环境”。

　　他甚至对企业家的建议当场“照单全收”，展现出务实风格。

　　在2018年调研汉川、应城县域经济时，他强调“全要素、全产业链、全地域谋划和发展县域经济”，这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一脉相承。

　　这些未竟的政治抱负，或许也是他离职后仍关心湖北的原因之一。

　　蒋超良选择在落马前重返湖北，也可能蕴含着向湖北官场传递某种信号的意图。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离退休或即将退居二线的官员重返旧地，往往不只是怀旧，更是维系政治联系的途径。

　　2016年刚主政湖北时，蒋超良就十分重视与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联系，曾专门走访并召开座谈会。这些举措帮助他在湖北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网络。

　　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与媒体关系，曾调研中央媒体驻鄂机构，希望他们“为湖北改革发展出谋划策”。这种对舆论的重视，反映出他深谙政治运作之道。

　　重返湖北，参加政协会议，可能是他试图保持与湖北政治生态联系的举措。但在其违纪违法行为面临调查的背景下，犯了大忌，这一举动反而可能加速了他的落马。会被某种程度上理解为搞“圈子”文化。

　　蒋超良的案例令人想起他曾在自己主编的《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序言中写到的：“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那位曾经在红安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誓言“走好新的长征路”的省委书记，最终却迷失在了自己的道路上。

　　他的湖北情结与政治终局，构成了一幅充满警示意义的画卷，展现了权力与责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