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政，腐败界的天花板

　　1794年八月初三，八十四岁的乾隆在皇宫里坐立难安，不是偶感风寒，也并非纠结谁来接班，而是想要惩腐治贪。这事的起因是一封参两淮盐政衙门的折子。

　　折子里说，这两淮盐政衙门使劲薅当地盐商羊毛，要求这帮人每天给衙门提供50两伙食费，外加70两乱七八糟的杂费，一天就得120两，一年就得43,000多两。

　　老乾隆看到这儿不禁陷入了沉思，我这80多年过的难道还是过于保守了，咋感觉自己像个新兵蛋子呢？因为乾隆算了笔账，自己每年拨给户部的伙食费加杂费在六部里算多的了，但也就5000多两，外省的总督加巡抚最多也不过2万多两。

　　甚至自己的御膳房，管着整个后宫男女老少加侍卫大臣的吃喝，一年也就花3万多两；你一个小小的盐政衙门一年敢整4万多两，这是没拿我当人啊？

　　俗话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这以后盐商你还怎么管？于是乾隆下令，严禁两淮盐政衙门收受盐商资助，差的钱以后朝廷每年专门给拨5000两作为专项经费，雷打不动。

　　你看这玩意儿，抠出盐商这么多钱，不仅啥事没有，乾隆反而还给了笔与户部同等规格的专项经费，这两淮盐政衙门咋就这么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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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第一肥缺”

　　那人家还真有霸道的资本，盐课一直都是封建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到了清代，这一制度被继承并发展到极致。清代盐政的核心是“纲盐法”，即政府通过发放“盐引”（一种特许经营权凭证）的方式，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权授予少数特许商人，形成事实上的官商垄断。

　　这种制度设计，使得盐政衙门不仅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更是一个掌握着巨大财政资源的权力中心，其运作效率与廉洁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健康。

　　长期以来，盐税收入成为维系庞大帝国运转的关键血液。据史料记载，在唐代，盐业专营收入一度占据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廷每年的盐税基本都是除了地丁银以外的最大收入来源，重要程度就不用再多说了。

　　正因为盐政衙门手握盐引发放、税收征管、缉私执法等核心权力，且直接关联着巨额的财富流动，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清代官场中公认的“天下第一肥缺” 。

　　在清代，盐政官员，特别是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的两淮盐政，其职位之“肥”，远超其他官职。

　　盐商想要卖盐，要先从盐官那里买专门的许可，学名叫盐引，然后拿着盐引去提货。这盐引的费用里就包含了食盐的成本加税收，也就是说盐课属于“上打租”，不管你盐商是不是挣钱，朝廷的收入是先保证的。

　　跟地丁银比起来，虽然数量少了很多，但胜在灵活、弹性大，朝廷缺钱的时候可以多卖或者预售盐引，再或者通过盐商们的主动报效，快速把钱搂上来。

　　比如乾隆在位的60年里，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两淮盐商就给皇家提供了928万两白银，而这笔钱全部用来供皇家享乐。

　　大头都是花在这乾隆娘俩过寿和作为乾隆六下江南的费用，剩下的小部分作为内务府的办公经费，但内务府就是负责皇家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所以内务府的公事也就是皇家的私事。

　　盐商不仅能给皇家提供享乐的资金，在国家出现战争和大型天灾的时候也得效力朝廷。比如乾隆38年，各地盐商需报效高达650万两，因为这一年清廷正在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乾隆53年，盐商报效军费320万两，这一年清廷正和尼泊尔的库尔喀部打仗。

　　其他的费用就不细说了，加在一起这又是1000多万两。这样一来，盐商和盐政自然成了皇帝们的香饽饽，谁能跟钱过不去？特别是两淮盐政，基本上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来干。

　　红楼梦里超级富二代林黛玉，他爹林如海的官职是巡盐御史，就是盐政，而且他负责的地区是扬州，正是清代两淮盐政的驻地，所以林家才那么有钱。

　　咱再挑几个有名的人来说一下，比如康熙时期的李煦和曹寅，本职一个是苏州织造，一个是江宁织造，俩人曾经轮流监管两淮盐政，好家伙他俩能有多爽，可能有朋友不知道。

　　织造府可以说是清代最会花钱的衙门，而盐政衙门算是最能捞钱的部门。当这两个部门由一个人干的时候，你就合计一下，把你看过的爽文都加一块，可能都达不到真实的爽度。

　　康熙为啥能如此信任他俩？因为他俩的母亲都做过康熙的奶妈，关系那是杠杠的，老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雍正时期的李卫这个人就不用说了，雍正面前最红的大臣，他在做浙江总督的时候，雍正派他专门监管两淮盐政，别人干他不放心。

　　比如康熙时期的两淮盐政李陈常，这家伙的背景属于是清代能当官里最穷的那拨人了，再差一点就念不起书那种。

　　在接任两淮盐政一年之后，就在老家浙江省嘉兴府秀水县王店镇，购置良田四五千亩，沿街的店铺数10处，外加3座全资当铺。好家伙这才干了一年，这要是干10年真是不敢想。

　　但是李陈常没有机会了，他第二年就死在任上，死因不详，十分神秘。雍正时期的广东布政使王世俊说过这么一句话，意思就是出任盐政的人就是把职务当作捞钱的工具了，谁还有心思管工作的事了？

　　一句话总结，盐引一响，黄金万两；账本一合，万事大吉。如此“系统性肥缺”，放眼整部整个清代官场史，也难找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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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天大案：两淮盐引案与柴桢贪腐案

　　前面说了，两淮盐政的职位，在清代官场中被视为“肥缺中的肥缺”，是所有官员梦寐以求的“聚宝盆”。自然，巨大的利益也伴随着巨大的腐败。

　　两淮盐引案：乾隆朝的系统性质败

　　到了乾隆时期，最出名的两淮盐政肯定是高恒了。不是说他干的有多好，而是他身份特殊和过人的胆量，这家伙是乾隆的亲小舅子，他姐是乾隆的老爱妻，慧贤皇贵妃。清代最大盐政贪腐案——两淮盐引案，就是从高恒这爆出来的。

　　高恒等人在乾隆11年到33年20多年的时间里有1000多万两的账目问题，最后挑挑拣拣，定性贪污的有467万余两，高恒等主犯被判了个秋后问斩，这可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最牛逼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两淮盐商给朝廷捐的银子一点没耽误，加一块还得有400多万两，你就合计当时这盐业里边的油水得有多大。

　　两淮盐引案的爆发，颇具戏剧性。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新任两淮盐政尤世拔（或称尤拔世）上任后，发现其前任普福等人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 。

　　尤世拔试图改变前任留下的陈规陋习，但遭到了盐商们的抵制。这些盐商背后有强大的官场势力撑腰，有恃无恐。尤世拔在无法撼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情况下，选择向乾隆皇帝直接告发。他上奏称，普福等人私自挪用了户部未备案的“盐引余息”银两，数额巨大。

　　这一举报，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朝野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乾隆皇帝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彻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涉及多任盐政官员、历时长达二十年的巨大贪腐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案件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时两淮盐商以市场需求旺盛为由，请求朝廷增加每年盐引的发放定额。

　　时任两淮盐政的吉庆，在收受了盐商们送来的5万两银子贿赂后，便积极为他们奔走。最终，朝廷同意在不增加当年盐引定额的基础上，将次年的定额提前使用，但要求盐商对提前使用的这部分盐引，向政府额外支付一笔名为“预提盐引息银”的费用。

　　然而，盐商们再次向吉庆行贿5万两银子，吉庆便同意他们先支付部分息银，余额则做“欠交”处理，日后再结。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为后续的贪腐打开了方便之门。

　　继任的盐政普福、高恒等人，同样收受了盐商的贿赂，继续默许甚至纵容这种拖欠息银的行为，并从中大肆贪污。他们通过虚报开支、做假账等方式，将本应上缴国库的巨额息银据为己有。

　　这种官商勾结、共同侵吞国家税款的手法，在两淮盐区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潜规则”，历任官员和商人都在这个腐败的链条上分一杯羹。

　　两淮盐引案的涉案金额之巨大，令人触目惊心。根据清政府的最终查证，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二十年间，历任两淮盐政官员和盐商相互勾结，累计侵吞应缴国库的“预提盐引息银”高达1000万两白银 。

　　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笔巨款，本应是国家的正项收入，却被一群贪官污吏和盐商通过卑劣的手段瓜分殆尽。

　　这些数字还只是冰山一角，背后隐藏着更为庞大的利益输送和贪腐网络。这起案件不仅暴露了盐政体系的腐败，也反映了乾隆朝后期吏治的败坏和财政管理的混乱。

　　如此巨大的亏空，竟然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未被察觉，直到新任官员因内部矛盾而举报，这充分说明了清代官僚体系内部监督机制的形同虚设。

　　涉案的主要官员，包括前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等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高恒，作为乾隆皇帝的宠臣、贵妃的弟弟，其身份特殊，但乾隆并未因此而姑息。最终，高恒和普福均被判处死刑，于秋后处决。

　　其他涉案官员，如前任盐运使卢见曾，也被判处死刑。甚至连与此案并无直接关联，但因向卢家通风报信而触犯龙颜的大学士纪晓岚，也被革职，发配新疆。此外，还有七名历任盐运使受到革职、降级等处分。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案件另一方的盐商，虽然他们是行贿和利益输送的主体，但最终却大多被免于追究。乾隆皇帝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要求他们将亏空的银两补齐即可，甚至将他们从被调查的对象转变为重要的证人，利用他们提供的账本和证词来坐实官员的罪证。

　　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其对盐商阶层的倚重和妥协，毕竟盐税是帝国财政的重要来源，彻底清算盐商可能会动摇国本。

　　柴桢贪腐案：乾隆末年的腐败缩影

　　柴桢，原为浙江巡抚，后调任两淮盐政。他在浙江任职期间，就已经开始利用职权大肆敛财。

　　调任两淮盐政后，他更是将这片“肥缺”之地视为自己的提款机，贪腐行为变本加厉。他利用手中掌握的盐引发放、税收征管等权力，与盐商进行赤裸裸的钱权交易。他收受贿赂，为盐商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偷逃税款，垄断市场。

　　同时，他还通过虚报开支、侵吞公款等方式，直接将国家的钱财装入自己的腰包。柴桢的贪腐之路，从一个地方大员到中央特派的盐政大员，其腐败行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随着权力的增大而愈发猖獗。

　　其实，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中，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传染病”，官员们在不同的职位上相互“学习”，将贪腐的“技艺”不断“发扬光大”。

　　柴桢贪腐案的另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其贪腐的速度和效率。据史料记载，柴桢在两淮盐政任上，仅仅半年的时间，就贪污了高达22万两白银 。

　　这个数字虽然不及两淮盐引案的总额巨大，但其单位时间内的贪腐强度却更为惊人。这意味着，在短短六个月内，柴桢平均每天就要贪污超过1200两白银。这种惊人的贪腐速度，充分暴露了当时盐政体系的监管已经彻底失效。

　　官员们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产，而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制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盐政衙门内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柴桢案的发生，并非孤例，它只是乾隆末年官场腐败的一个缩影。

　　在乾隆皇帝晚年，由于年事已高，倦于政事，对官员的监督和控制力大不如前，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和珅的崛起和巨贪，更是这一时期腐败泛滥的标志性事件。柴桢案与和珅案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乾隆末年“政以贿成”的黑暗图景。

　　柴桢贪腐案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清代盐政腐败的普遍性和快速性。普遍性在于，像柴桢这样的贪腐官员，在当时的官场中并非个例，而是广泛存在。从中央到地方，从盐政、漕运到海关，几乎每一个掌握经济权力的部门，都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 。

　　官员们将手中的权力视为牟利的工具，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

　　这种快速贪腐的背后，是官员们对权力时效性的深刻认识。在清代官场的“潜规则”中，官员们普遍认为，权力是暂时的，必须在有限的任期内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

　　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驱使着他们在上任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贪腐。柴桢案的这两个特点，共同揭示了清代官僚体系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腐败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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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盐政衙门成为“蛀虫”温床？

　　清代盐政腐败的制度性根源，首先在于其核心的盐引制度。盐引，本质上是一种由国家垄断并特许给少数商人经营的“权力凭证”。

　　它规定了商人可以购买、运输和销售食盐的数量、地点和时间。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国家对盐税的有效征收和对盐业的控制。然而，这种由国家赋予的垄断特权，从一开始就蕴含着腐败的基因。

　　因为盐引的稀缺性和其背后巨大的商业利益，使得它本身就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谁能够获得盐引，谁就能在盐业市场中获得垄断地位，从而获取暴利。

　　因此，盐引的分配过程，就成为了一个充满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场域。盐政官员作为盐引的直接管理者，掌握着决定商人命运的“生杀大权”。

　　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盐引的分配上向某些特定的商人倾斜，或者通过增加、减少盐引的数量来操纵市场，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制度设计，将官员和商人的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为后续的官商勾结和系统性腐败埋下了伏笔。

　　盐引分配与管理中的权力寻租

　　盐引制度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制度漏洞，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首先，盐引的分配缺乏透明和公正的标准。虽然有所谓的“纲册”制度，即由一些实力雄厚的大盐商（总商）负责管理和分配盐引，但这实际上是将国家的公权力变相地授予了少数私人。

　　这些总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必然会与盐政官员勾结，通过贿赂、送礼等方式，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其次，盐引的管理也极为混乱。官员们可以随意更改盐引的发放数量和时间，如两淮盐引案中“预提盐引”的做法，就是一种典型的利用制度漏洞进行权力寻租的行为 。

　　此外，对于盐引的稽查和缉私，也存在着巨大的寻租空间。官员们可以利用缉私的名义，对合法的商人进行敲诈勒索，或者对走私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中收取保护费。这些制度漏洞的存在，使得盐引制度从一个国家财政工具，异化为了一个官商勾结、共同牟利的腐败平台。

　　官员与盐商的利益绑定

　　清代盐政腐败的另一个核心根源，在于官员与盐商之间形成的紧密利益共同体。在盐引制度下，官员和盐商的命运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盐商需要依靠官员的庇护来获取和维持其垄断经营权，而官员则需要依靠盐商的贿赂来补充其微薄的俸禄和庞大的开销。

　　官员们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盐商和朝廷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通过收取“规费”、“陋规”等方式，来分享盐商的利润。这种“规制生财”的模式，使得腐败不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制度本身所鼓励和默许的。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官商之间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绑定。盐商们通过向官员行贿，可以获得各种便利，如提前获得盐引、减少税收、逃避缉私等。

　　而官员们则通过为盐商提供庇护，来获取巨额的贿赂。这种利益绑定，使得官商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共同对抗朝廷的监管和社会的监督。

　　在两淮盐引案中，盐商们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不惜重金贿赂历任盐政官员，而官员们则为了个人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盐商沆瀣一气 。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是清代盐政腐败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纲商引岸”制下的利益输送

　　“纲商引岸”制是清代盐政的核心制度，也是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主要渠道。所谓“纲商引岸”，是指政府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盐区（引岸），每个盐区由指定的盐商（纲商）负责运销食盐。

　　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将全国的盐业市场分割成若干个由少数大盐商垄断的“世袭领地”。纲商们凭借其垄断地位，可以获取巨额利润。然而，这种垄断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需要向官员进行大量的利益输送。

　　纲商们需要定期向盐政官员和各级地方官员“孝敬”，以换取他们的庇护和支持。这种利益输送，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制度化的“潜规则”。

　　官员们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纲商们提供各种便利，如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压制私盐、甚至参与制定有利于纲商的政策。这种官商之间的利益输送，使得“纲商引岸”制从一个国家管理盐业的工具，异化为了一个官商勾结、共同分赃的腐败平台。

　　庇护与贿赂：腐败的常态化运作

　　在清代盐政体系中，庇护与贿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运作方式。官员们对盐商的庇护，不仅仅局限于为其提供经营上的便利，更体现在对其违法行为的包庇和纵容上。

　　例如，当盐商因偷税漏税、掺杂使假等行为被查处时，官员们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开脱罪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作为回报，盐商们则会向官员们提供丰厚的贿赂。

　　这种庇护与贿赂的关系，已经渗透到盐政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从盐引的发放，到税收的征收，再到缉私的执行，无不充斥着权钱交易的影子。

　　尾 记

　　这种腐败的常态化运作，使得清代的盐政体系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腐败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和盐价的居高不下，从而催生了大量的私盐；另一方面，为了打击私盐，政府又不得不赋予官员更大的权力，而这又为新的腐败提供了土壤。

　　最终，整个盐政体系在腐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政治体制中蔓延、恶化，最终侵蚀整个国家的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