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志：我的共产主义——为什么说共产主义与“法治”并不相容？

　　“法治”或“依法治国”的口号，在当代政治话语中常被视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治理理念。然而，从共产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这一理念与其终极目标之间存在深刻且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理解二者为何本质不相容：

　　法治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机制

　　“法治”最积极的倡导者往往是资产阶级。在其掌控国家机器后，通过垄断立法与司法权力，将本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意志，并以法律形式固化下来。此时的“法治”，实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合法化外衣。它遮蔽了法律的阶级属性，把基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权利义务结构塑造为自然正义，实则服务于资本积累与阶级统治的根本逻辑。正如马克思主义法学所指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客观表达。因此，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依法治国”非但不是正义的保障，反而成为抑制无产阶级反抗、维系剥削制度的精致工具。

　　法治作为官僚特权阶级复辟的制度工具

　　即便在工人阶级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法治”仍可能被异化的官僚集团利用，成为其走向反动、复辟资本主义的跳板。这一集团在脱离群众、垄断权力后，逐渐形成新的特权阶级，其利益与工农根本对立。他们倡导“法治”，实质上是要将已获得的特权和政治―经济控制权通过法律形式制度化、常态化。具体手段包括：

　　强化国家暴力机器，扩大镇压职能，将其对准真正的社会主义力量；

　　通过系统立法，把对公有制经济的实际控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予以“合法确认”；

　　最终完成政权性质的蜕变――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化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铺平道路。

　　因此，这种“法治”绝非社会主义的，相反，它是官僚集团瓦解公有制、压迫劳动人民的“合法遮羞布”。

　　法治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消解与使命的背离

　　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其根本任务应包括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福利全面化，并最终以劳动群众的直接管理取代官僚体制。而“依法治国”在这一过程中却可能带来双重阻碍：

　　它强化了国家作为镇压与统治机器的作用，巩固了官僚集团的力量；

　　它模糊了阶级斗争的现实，诱使工人阶级沉浸于形式权利与程序正义，而遗忘了解放政治的根本使命――夺取并直接行使立法与执法权。

　　真正的共产主义治理，不应依靠职业法官、警察和官僚阶层执行的“法”，而应依托由共产主义公社中劳动者直接组成的轮值管理团队，实现法律的群众性、革命性和直接民主性。唯有如此，法律才能重新回归“人民意志的真实体现”，而不是异化为统治的工具。

　　结论：

　　共产主义最终追求的是法的消亡、国家的消亡及一切阶级统治的终结。在此之前，抽象和形式主义的“法治”主张，无助于劳动者直接掌握权力，反而往往沦为阶级压迫或官僚复辟的制度掩护。它所依赖的国家架构、专业官僚体系和权利话语，与共产主义消除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存在根本性对立。因此，我们不能脱离阶级本质与历史阶段空谈“法治”；在无产阶级真正全面掌权之前，这一概念很可能与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ray雷电竞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