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店里走出的院士：华罗庚的数学人生

　　▲华罗庚一家在西南联合大学

　　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前往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后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当了店员。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华罗庚依然沉浸在数学世界中，刻苦自学，并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引起学界关注。后经人推荐，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工作，逐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数学大师，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苦难磨砺人生

　　华罗庚出生后，父亲华瑞栋欣喜异常。他与妻子结婚十多年未曾生育，直到近40岁才迎来一个女儿，一直期盼再添一子，以便延续华家香火。华罗庚的到来，为这个贫困的家庭注入一丝生机与喜悦。

　　华瑞栋自幼精通生意经，后来开设了一家店铺，凭借出色的经营，店铺规模不断扩大，声名鹊起，他也被推选为金坛县商会丝业董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将店铺化为灰烬，华瑞栋无奈之下，开了一家名为“乾生泰”的小杂货店，售卖日用百货，勉强维持生计。

　　当时正值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不断，华瑞栋的生意愈发艰难。尽管如此，他对儿子却宠爱有加，竭尽全力供其读书。1922年，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成立，华罗庚顺利考入该校。他的数学老师叫李月波，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在李月波的引导下，华罗庚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接替李月波任教的王维克发现了华罗庚的数学天赋，极力培养他。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报考了由黄炎培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尽管该校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实行学费优惠政策，但每学期50元的学费仍让华瑞栋倍感压力。无奈之下，华罗庚只得退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店。

　　然而华罗庚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数学，他一边干活记账，一边刻苦自学，柜台上一边摆着算盘和账簿，另一边放着数学教材和纸笔。晚上小店打烊后，华罗庚在微弱的油灯下读书、演算，直至深夜;江南的夏天闷热难耐，人们纷纷到室外纳凉，但华罗庚却很少出门，总是埋头读书。由于他如痴如醉地学习，从来不与外人打交道，因此被戏称为“罗呆子”。

　　1929年，王维克从法国留学归来，被金坛初级中学聘为校长。他见昔日弟子华罗庚虽失学在家，却依然勤奋不辍，便安排他到学校担任会计。次年，学校开设了一个补习班，王维克又让华罗庚当了补习班的教员。

　　在此期间，华罗庚从《学艺》杂志上阅读了数学家苏家驹的一篇文章。苏家驹在文中宣称，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近代数学界普遍认为不可解的代数五次方程式。华罗庚仔细研读后，发现论文结论存在错误，于是撰写了一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并将其寄给了上海《科学》杂志社。不久，这篇论文在《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上发表，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的肯定。

　　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

　　杨武之即杨振宁的父亲，他为人正直，爱惜人才，乐于提携后辈。读了华罗庚的论文后，杨武之深感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数学天才，便将论文推荐给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熊庆来也为这篇论文折服，四处打听，终于得知华罗庚的下落。熊庆来爱才心切，立即聘请他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

　　来到清华园后，华罗庚一边从事抄录资料、领取文具、收发信函等事务性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旁听大学数学课程。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完成了大学数学专业的全部功课，并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能流畅阅读国内外数学文献。随后几年，华罗庚在国外多家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打破了清华大学乃至全国的纪录。1933年冬，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专门召开教授会议，破格将华罗庚从助理员提升为助教;1934年，华罗庚成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乙种研究员;1935年晋升为教员;1936年，华罗庚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资助，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1938年秋，华罗庚完成学业回国。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北平陷于敌手。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为延续教育薪火，决定南迁联合办学。最初三校在长沙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名义集结，不久再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作为海外归来的学者，华罗庚的资历和水平毋庸置疑，在杨武之推荐下，西南联大聘请华罗庚担任数学系教授。年仅28岁便荣任教授，这在清华大学历史上堪称首例;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直接晋升为教授，在清华也是第一人。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大后方物价飞涨，云南也未能幸免，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致使米价居高不下。据当时报道，昆明物价已飙升至抗战初期的几百倍，而联大教职员的薪资仅增加了几倍，生活之艰辛不言而喻。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曾赋诗感叹：“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作为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且身兼中央研究院职务的陈寅恪，生活尚如此窘迫，像华罗庚等普通教授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华罗庚一家最初居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青云街，为了节省开支，迁至距昆明较远的黄土坡居住。一家人挤在两间狭小的房屋内，夜晚舍不得多用灯油，仅靠一盏微弱的灯，供华罗庚阅读和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华罗庚撰写了20多篇高水平论文。1941年，他又完成了首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阐述了对华林问题、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其他相关数学问题的新见解和研究成果。

　　回到祖国怀抱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遣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三人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并允许他们各自挑选两名助手，一同去美国考察、学习。1946年9月，华罗庚率李政道、朱光亚等5名学生(吴大猷、曾昭抡已先行出发)，搭乘美国“美格将军号”远洋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

　　当华罗庚一行上岸后，才知道美国政府已做出决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生产机构，外国人均不得进入。李政道、朱光亚等人分别申请进入大学学习，华罗庚则以客座讲师身份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不久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经过五次投票，选出文理各学科共81位院士，其中数学家有5位，华罗庚赫然在列。同年，华罗庚妻子吴筱元携三名孩子赴美团聚。他们的住所是一栋设施齐全的小洋房，里面有四间卧室、两间浴室和一间宽敞的大客厅，门前还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小汽车。伊利诺伊大学为华罗庚配备了四名助教和一名打字员，条件与国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美期间，华罗庚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致力于科学研究，研究领域扩展至多复变函数论、自守函数论及矩阵几何等。1949年秋，电台播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华罗庚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决定立即回国。1950年初，他以赴英讲学为名，取道欧洲抵达香港。在香港，华罗庚起草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华罗庚的公开信。几天后华罗庚抵达北京，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重返阔别已久的清华园。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回到清华大学后，华罗庚开设了“初等数论”和“群论”两门新课程，并撰写了一本《数论导引》，将国外学术界的先进观点传授给学生。他还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向数学界介绍世界最新的数学知识和研究方向。

　　回国不久，华罗庚收到一个令他惊喜的消息：中国科学院计划出版《堆垒素数论》，邀请他对俄文版进行修订和补充。这部专著是华罗庚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原稿不幸被中央研究院丢失，而英文版则在战后由苏联出版。自己的著作终于能在国内出版，华罗庚非常兴奋。

　　1950年，中国科学院邀请华罗庚主持筹建数学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后，华罗庚被任命为首任所长。当时条件颇为简陋，研究人员及图书资料严重匮乏。面对这一困境，华罗庚对全体同仁郑重表示：“我们的研究所名义上是一个研究机构，但实际上还不如一个数学系。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我们的力量甚至不如发达国家研究机构里的一个课题组。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这些人。尽管困难重重，但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1955年6月，华罗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此时，他还不满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