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自作者回忆录。
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这里我先说两件具体的事。
第一件是关于我们秘书室三科的女秘书崔英的。一次中南海举办周末舞会,崔英和毛主席跳舞,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崔英。”主席说:“那你是崔莺莺了,你的张生在哪里呢?”崔英知道主席是把她那个“英”字听误了或者是故意说成“莺”字,就说:“我的张生,响应号召下乡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主席听了安慰她说,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还说,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主席就这样记住了崔英,后来在舞会上再见到崔英就会说:“你过来,咱们一起跳个舞。”主席这其实是在表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1961、62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
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
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他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那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他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三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崔英觉得,工作交代了,调新单位总得给个鉴定吧。于是科里匆忙开会,讲了几条意见,算是做了鉴定。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
文化大G命中,Z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Z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G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G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G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G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这个人是当时华东《新闻报》的,我估计现在还活着,可以查到的。
从林希翎身上,也可以看看毛主席对于旧知识分子是怎么的恨铁不成钢却又不得不爱护有加。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那里,刘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一码是一码,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打折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旧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头上的屎盆子难道不该端掉吗?必须将知识分子做新与旧的划分,否则就是混淆视听。旧知识分子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总有一天会多起来的。
以上事实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G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当时中央还没有毛主席和刘的“两条路线”,还是“一条路线”的的分歧问题。现在有人说,邓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主席批语)的错误作法。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
邓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总起来看,在反右派及其扩大化问题上,主席缺点错误是有,但不能跟刘、邓他们的错误比。他们的错误多了。而且主席并没有品质性的错误,他们是品质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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